1、早在秦汉时期的“经卷”、“屏风”都经过“裱背”。
     2、《后汉书》记桓帝时有“列女屏风”，书画屏风要能陈列，必经裱背，但当时多用粗麻纸、布、帛等粗料复背加固。故称装裱为“裱背”，亦称“装潢”，又称“装池”。
     3、东汉以后蔡伦改进和完善了造纸技术，人们在纸上写书作画。
     4、魏晋时期书法收藏很多，当时的装裱、南朝梁中书侍郎虞和《论书表》及唐朝张怀瑾有这样的记载“晋代装书、真草混杂，背纸皱起”。说明了魏晋时期裱背水平之低。
     5、唐代张彦远的《历代名画记》卷三记载“自晋代以前，装背不佳，宋时范晔始能装背”。
     6、范晔当时为尚书史部郎、太子右卫将军、官职很大，再梁朝虞和为中书侍郎，官职也很大，皇帝令他们兼职领导装背，参入整理和设计，使书画装潢合理，美观。
     7、装裱完成后由他们书写题签和在卷尾上署上自己姓名，所以范晔为书画装裱史上最早第一个被载入史册。
     8、由此可见，远在晋代，则是曹州书画装裱培训技艺的萌芽阶段。而在公元400年以后，菏泽字画装裱培训技艺已趋成熟。
     9、史料记载“宋武帝时徐爰，明帝时虞和、巢尚之、徐希秀、孙奉伯编次图书，装背为妙”。当时对装背制糊、防腐、用纸除污、修补、染潢处理甚畅，具有一定裱背水平，也形成了系统理论。这充分说明了南北朝时期，鹏翔装裱培训技艺不仅有了发展，而且引起了上层统治者的重视。
    10、梁武帝命朱异、徐僧权、唐怀充、姚怀珍、沈炽文等，将收集到的书画“拆而装之，更加题捡”。对前朝图书“又加装护”的事例，又是一个有力的明证。
    11、从公元200年至600年间的装裱从萌芽阶段发展到了具有一定水平，也有记述理论。
    12、到了隋、唐时期，结束了魏晋、南北朝时期的战乱，随着社会经济逐渐繁荣，织造技术达到了较高水平，绫、绢、锦、帛、皮棉、竹纸都已俱齐，文化艺术同时繁荣。因此，菏泽学习装裱艺术也随着书画艺术的发展而得到了全面提高，史称：“炀帝内府所藏书画装潢极为华丽。”宫廷装裱书画，也有装裱匠人的跋记。
    13、唐代贞观、开元年间，太宗李世民、玄宗李隆基，以及朝野文人，更加重视书画并提倡精装，褚遂良当时就监掌裱背。
    14、据宋代郭若虚《图画见闻志》记载晋代顾恺之的《清夜游西园图》就是唐代褚遂良所裱，郭若虚还亲自见到褚遂良装裱的题记。
    15、据宋代欧阳修《唐书.艺文志》序：“列经、史、子、集四库，其本有正有副，轴带帙签，皆异色而别之。”这也就是宋人周密在《齐东野语》中所形容的“四库装轴之法，极其瑰致”。《唐六典》中载有“崇文馆有装潢匠五人，秘书省有装潢匠九人，专职整理内府书画”。
    16、清人厉鹗文集卷八中说：“唐内府书画装潢匠则有张龙树、王行直、王思忠、李丹仙辈，要皆良工好手。”同时对曹州裱画培训工艺进行改革创新。
    17、据《名画猎精录》记述：贞观开元中，内府图书皆用“白檀香为身，紫檀香为首，紫罗褫织成带，以为官画之标式”。
    18、可见唐代宫廷的书画装裱已具规范，甩料比较讲究，装裱水平显著提高。褚河南、张龙树、樊行等则是装背能手。
    19、有关资料记述，早在后梁直至初唐这一阶段，装裱书画，不但在选用绫、锦、纸张、色彩、西案、袖身轴头方面镊有漭究，此时成为亚洲经济文化的交流中心。
    20、日本国奈良朝使臣来我国学习装潢技术，唐太宗亲命典仪张彦远面授技艺，从此我国的装潢技艺流传日本，在异国生根开花结果。盛唐时期，不仅书画创作日益繁荣，装裱技艺理论也日臻完善和系统。
    21、张彦远既善鉴赏和收藏，又善装裱和装褫，他在《历代名画记》卷三《论装背裱轴》一篇中不仅首先阐明了装裱对保护书画的意义，而且对装裱过程中的关键部分，也作了透晰、深刻的阐述，如“煮糊必去筋”“画必用檀轴有益”，以及用生宣纸作复背纸、并错开接缝等。直到今天，这些技法仍有指导性意义，不失为装裱史中的一份珍贵材料，张彦远可称得上装裱行业中著书立说的祖师爷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