2、由于丝织技术的改进，面宽五尺左右的大型独幅绢本绘画，亦时有所见。
3、二色装，对于四尺以下的鹏翔书画装裱培训画心，比较适宜，如果菏泽装裱培训画心过长，就不便处理了。此时，只有单色镶料的装式才比较合体。这也是一色装盛行的原因。
4、另外，从大量裱件上看到，明中期以后，题识之风颇盛，有的立轴除画面之外，包括圈框在内的空白处，几乎全部被字迹侵占（题写在边料上的字迹称“边题”；题写在隔水上的字迹称“界题”；总称为“圈题”）。
5、重新装裱时，圈框亦当作画心保留下来，形成了圈框外又镶圈框的“还旧套镶”（通常称“还旧”）。为了顺应这股潮流，装裱者在画心上方，加镶一块素白纸（亦有绢、绫及各种笺者），呈正方、长方或圆、菱、折扇等型，称为“诗堂”（亦称“书斗”或“参书”），专供书题，这便有了“诗堂装”。
6、原先固定在立柱上的“楹联”，至明后期，成为人们喜爱书写的一种形式，今日的“对联装”即始于那时。以四幅为起点的“屏条装”，也受到社会的喜爱，曾经久不衰。立轴装的显著特点，还表现在宽边，以及米黄色、淡青色圈框，深蓝色天地头。
7、作为最古老的装式——手卷，增添了用于题记的“引首”。这种形式在明以前是不曾有过的。它的出现，使手卷的结构更加完整（由天头、隔水、引首、隔水、画心、隔水、拖尾组成）。此外，平轴片逐步替代了使用多年的小轴头（称“出轴”）；木质尾杆的一统天下，也被纸杆所冲淡；卷别子亦堂而皇之成为实用与装饰的必备物。在装式上，又兴起镶饰绢或绫料的转边卷。这些具体细节的变化，生动地说明了鹏翔学习装裱技艺的发展与提高。
8、册页的装式，从《装潢志》的一段描述，即可了解大体情况：“前人上品书画册页，即绢本一皆纸挖纸镶。今庸劣之迹，多以重绢外折边，内挖嵌。至松江秽迹，又奢以白绫，外加沉香绢边，内里蓝线，愈巧愈俗。俗病难医．愿我同志恪遵古式而黜今陋。但里纸层层用连四，胜外用绫绢十倍。”从所见蝴蝶装（包括后期出现的“五镶式”）实物看，与文字记载基本相符；绫绢嵌身日趋增多，且进行套边。而“推篷装”的问世，又增添了一个新品式，主要原因是折扇字画的兴起，使左右对折的“蝴蝶装”难以奏效。 ．
9、清代的书画装裱，是在继承前人成果的基础上，稳中有进。据载清内府曾专门邀请苏裱名家进宫装裱书画珍迹，其精湛的技艺，名噪一时；并将苏裱的内涵播及于京都。康熙、乾隆间随着北京琉璃厂的改建，形成了古玩、字画、碑帖等店铺林立的文化街，装裱业也有了长足的发展；由于受到宫廷的影响，逐步形成了古朴庄重的装裱风格，被人称为“京裱”。与先它问世的“苏裱”，一北一南遥相呼应，成为最有代表性的二大流派，至今仍占主导地位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