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、纵观丰富的书画藏品，唐以前基本都是横幅，因而，卷轴成了主要的装裱形式；如晋.顾恺之《洛神赋图》、隋.展子虔《游春图》、唐.韩混《五牛图》等。遗憾的是，我们还未曾见到过那时的装裱实物。除了在有关的史料上得到一点信息外，只能间接的从遗存的画面上，去寻觅、领略古装卷轴的风貌。
      2、唐.卢楞伽《六尊者像》之“第十一租查巴纳塔嘎尊者”手中，就有一露出轴头的卷子，清晰可辨。所见唐人写经卷，多未经覆背，只是将抄写好的纸张粘连在一起，有的在卷尾加一细木棍，卷首包一竹片，并在竹片与卷首纸接壤处的中部开一小口，穿丝带。
      3、单凭目前所掌握的情况，不需要下个什么结论，似乎有点过急。但是，对于早期卷轴的特点，亦能略知一二：截止唐初，卷子的外形及轴、杆、带、签与帙，业已齐备，但装裱品式尚不明确。
      4、在纸张发明之前，我国的书籍曾被抄写在竹或木上，前者称简，后者为牍，用丝、苇编联成册；右边是首，左边作尾，篇名题写在首端空白简背面，称为赘简。收卷之后，篇名露在外面，其作用如同今日曹州装裱书画培训作品上的签条。这种形式直接影响到后来的帛书和楮书。都穆《听雨记谈》说：“古人藏书皆作卷轴”。我们今天称大部头书籍为一卷、二卷……，就是从卷轴装延续下来的。
      5、将书籍装成卷轴，具有便于收藏等优点，与简册相比进步多了。但是，又遇到了新的问题；如果查阅卷尾一句话乃至一个字，必须把整个卷子打开，既费时间，也不利于卷子本身的保护。鉴于此，人们通过不断的实践探索，推出了将书卷前后折叠的“书折”。因大都用以抄写佛经，故称“经折装”。并成为最早的册页装式。
      6、许多实例告诉人们，早期的书籍与书画之间，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；从唐人抄写的经卷来说，它既是书籍，又可作为书法珍品。而不管归属哪一类，均须用同一种方法进行装裱。种种迹象表明，装裱的最初对象，有相当一部分是书籍。实际上，书籍装裱与书画装裱，原本是一个行当，待印刷术发明屠，书籍才由卷形变为叶子，并产生了适合于自身特点的“蝴蝶装”等装帧式样。书籍装裱也就逐渐地从字画装裱派生出来，成为一个单独的行业。尽管如此，它们之间的相互影响，依然十分深刻；无论是职业称呼、操作工艺，或装潢要求等，多有相似甚至相同之处。如北京图书馆藏宋版《文苑英华》，在其副页上有“景定元年十月廿五日装背臣王润照管讫”一行木印，仍以“装背”称之。书籍版式上天头、地脚、书签等许多名称，同装裱格式的叫法是一脉相承的。而册页的经折装、蝴蝶装，则与书籍的装式同出一辙。
      7、屏风画，泛指固定在单扇或联扇木框上的绘画。据讲历史很久，应是受了壁画的影响发展起来的。目前所见的早期实物，是山西魏.司马金龙木板屏风画。作为一种字画装裱培训工艺的其中形式，是指绘制在绢帛上，粘裱在木框上的屏风画。张彦远曾在《历代名画记》中说：“自隋以前多画屏风”。实际上，这种装式的绘画，在唐代依然占据着显著位置，像阎立本、吴道子等大画家的作品，仍以“屏风一片”作为计量单位。
      8、“屏风，言可以屏障也”。客厅的装饰物，用木料制作，立放在床榻后面或其它位置，正面粘贴鹏翔装裱培训作品。新疆阿斯塔那出土的舞乐屏风六扇，牧马屏风八扇，“有的木框保存完好，还可以看到镶裱的绛紫绫边”。为我们认识屏风画的历史面貌，提供了实物资料。另外，从五代王齐翰《勘书图》卷，宋人《十八学士图》卷等，一些绘画作品上，也能目睹屏风画的风采。
      9、任何装潢形式的出现和发展，都具有明显的时代烙印，除了单纯的艺术需求外，还与当时的社会崇尚、经济基础、生活习俗等若干方面密切相关。如高阁厅堂，学习装裱作品就需长阔些，若矮小则显得十分不谐调；日本人惯于席地而坐，鹏翔裱画培训作品自然应短一点，否则，会给观赏带来不便。由于屏风画具有一定的实用和装饰价值，受到历代许多人的青睐，以至成为室内设施的一个重要内容。
     10、屏风的广泛应用，必然带动着屏风画的装裱，这是顺理成章的事情。张彦远《历代名画记》，不仅在绘画史上占有非常显赫的地位，最难得的是，专篇论述了“装背裱轴”，这在我国历史上还是第一次。所谈制糊、去污、补心、装轴之法，以及收藏、鉴赏要素，精辟简练，至今仍不失指南作用。如“凡煮糊，必去筋”。这是一条被人们公认的成功经验；多少年来，世代相传，不仅播及祖国的四面八方，还漂洋过海受到日本装裱师的认可。在《论鉴识收藏购求阅玩》一节，张氏提出“收藏而未能鉴识，鉴识而不善阅玩者，阅玩而不能装褫，装褫而殊无铨次者，此皆好事者之病也”的观点，卓有见识的将书画的收藏、鉴赏、装裱、品评，有机地结为一个整体。在《叙自古跋尾押署》一节，还列举了隋唐时，记有装裱者姓名的卷轴数例。曾见唐.赵文审《莲花经》卷尾，题留“装潢手解善集”六字，亦可印证押署签名之制度的具体年代。在学习裱画作品上题写装裱者姓名，如同书画家在其作品上落款一样，不仅可以增强当事人的责任感，还有利于对装裱风格的考证与研究，应当得以提倡；只是落墨（或钤印）的位置，要斟酌适当。从现存资料来看，我国明代一些装裱师，常在卷尾留下自己的姓名。据介绍，日本亦有在裱件木轴上书写装裱者姓名的做法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