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、在曹州书画装裱培训作品的抢救修复过程中，有时可以为我们提供一些不易发现的鉴定证据。如辽代木刻着彩佛画《炽盛光佛降九曜星官房宿相》。最初，此佛画被认为是一般的佛说法图，后来在修复过程中，鹏翔字画装裱培训作品的画面经过除脏去污，出现了一些被掩盖的榜题，诸如：太阴、太阳、木星、水星、罗喉、计都等，这显然是与炽盛光佛有关，再根据图像的特征，便确定为现名，至今还无疑问。
    2、在修复古旧书画的过程中，一定要本着修旧如旧的原则，尽可能地保留原来的装潢形制，切不可画蛇添足，改变原貌。尤其在修复时要特别注意原件上的印鉴、题识，哪怕是一点点墨迹，都不能随意处理掉，力求使这些鉴定中的重要佐证不被销毁、湮灭。
    3、在揭裱修复过程中，有时会发现一些被原装裱掩盖着的重要证据。如辽宁省博物馆所藏《野墅平林》四条屏，过去被奥地利人托氏定为荷兰人格洛特所作，后来经过北京二友山房装裱时，才发现画的背面角绢与托纸处有“利玛恭”三字，其余字模糊不清。因此，根据各种资料判断，定为利玛窦所绘。
    4、过去人们一直认为荣宝斋的前身是松竹斋，但后来在一幅题有松竹斋签条的寿屏上，发现其签下面还有一张被掩盖着的荣宝斋签条，由此推断，荣宝斋曾与松竹斋并存过。
    5、在菏泽装裱培训过程中，要注意裱件上经裱易失的墨迹，就会获得一些宝贵的鉴定佐证。在内蒙古巴林右旗释迦塔中发现的经卷，有刻经、写经及一些装裱精美的经扉画，还有少数折装袖珍本佛经卷，都装裱的富丽堂皇。这是我们研究辽宋时期政治经济、民俗信仰、印刷工艺的重要依据。
    6、在鹏翔学习装裱过程中，对作品上的一点一撇都不可疏忽，应小心谨慎地保存下来。因为有些残破经卷，长达数丈，且又糟朽酥脆，在抢修过程中不可丢失一字半字，否则，将会造成重大损失。比如说，《波罗多蜜经》第七十六卷的天头纸，已糜烂糟朽得难以触摸，几乎不可收拾，如不是万分的小心，很有可能被破坏。但我们设法将经卷放子水中展平后，然后装裱。
    7、在这张若接若断的碎片上，我们发现了一个“荒”字。它是在这块包首纸的外表，是不能以整纸托连起来，所以就用较大的工时，把它补缀完整，使“荒”字永久地在原位置上保留下来。因为，仅此一字就可以证明千年前的我国北方，不仅有“契丹藏”的雕印活动，同时还有寺院或私家抄写大藏经活动。
    8、“荒”字是梁朝周嗣兴撰的《千字文》中的一个字。过去刻藏经，都是每帙或每函一字。自《千字文》的“天”字至“英”字，共480个字，历代刻、写藏经，相沿不变。由此不难看出，对一件文物来说，丢失一字与保留一字的至关重要性。
    9、在曹州学习裱画修复过程中，无论是卷轴装还是条幅装，于粘地杆处往往会发现意料不到的资料。还以此卷为例，当取下粘在卷尾的地杆后，发现在尾纸上署有“前朔州节度衙推士□殷勘” 的笔记。因为这些字样是粘裹在地杆的尾纸上，不取下地杆是看不到的，且又是千年前的字迹，不管我们暂时能不能理解其意，都应该作为一个新发现，设法保留下来，供研究者参考。
   10、卢老师曾修一幅高二丈三尺、宽一尺六寸的绫本立幅，其本为棱形图纹，与唐墓出土的《女娲图》质地相似。此幅是以夫妇俩的生平为题材，以男者从戎、战功、晋升和女者、礼佛等活动为主线，画面宏大而有气魄。画面设色鲜艳，但用笔略显稚拙，显然是民间或少数民族地区画工所为。但不愧为一件内容丰富、构图奇特的巨制，很有研究价值。惜无名款，也无榜题，初观其质地还以为是久远之物。
   11、凡修复古旧书画，一定要注意采取必要的措施，使边缘部位的一些记载或随意记的某些文字都完整地保留下来。在应县木塔中发现的三幅彩色漏印<南无释迦牟尼佛像》，其中有一幅的背面的边缘处就书写着：“王羽家造”、“日利二分”等字样，尽管有的字意还有待于学者们进一步考证，但后来将其裱上了托纸，致其被掩盖起来，实为遗憾。类似这类作品，不宜托裱，采取两面加护的收藏方法，有助于后人考察作品的全貌。有时在拆下古画的天地杆时，会发现在木杆上写着字迹，如“××斋装”、“嘉靖×年装”或其他年号，甚至记有装潢者姓氏。诸如这些本属装潢者之戏笔，但对现在的鉴定者来说，不能不说是断定作品年代的极有参考价值的资料。可是，装潢者多不注意，往往就把这些有意义的“戏笔”抛之湮灭了。